作者｜索布尔（Albert Soboul，1914-1982）法国著名史学家，1967年起任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直至去世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当晚，路易十六惊恐不安，他问左右：“这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库尔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这场革命由来已久。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将会怎样？”伏尔泰在1764年4月2日给肖夫兰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为必将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撒下种子，而我却无幸做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了。”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模糊地看到，甚至祈愿这类事件的发生。现在革命已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了现实。但一旦跳出思辨的范畴，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打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一些人的希望和信心，使另一些人仇恨和恐惧。在5年里，对于长期为每日面包所迫的人民来说，它是活生生的、充满希望或威胁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人都接受它。从那时以来，“革命”这个词丝毫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力量。它激起虔诚或仇恨，恐惧或希望，永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中。一、“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
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1847年）的引言里，把革命说成是“法律的降临、权利的复兴、正义的反应”。他还说：“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公正的反应，永恒正义的迟迟降临。”这一定义令人赞叹，但它类似于把大革命解释成一种神话（索雷尔式的含义）。乔治·索雷尔认为，神话是用迷人的独特方式所表现的未来，他许诺同心协力可以实现这个未来。神话激发想象，鼓舞心灵，鼓励人们去组织和去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并增强他们的活动能力。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带有神话色彩。三级会议的召开被当作预示美好时代即将来临的“好消息”。在这个美好的时代，生活将更为公正。共和二年，同样的神话、同样的希望曾使无套裤汉为之振奋。它们经历了历史的变迁：1848年2月，1871年3月，1936年春以及1968年5月就是明证。这些神话和希望依然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让我们询问一下当时的人吧！在大革命初期，他们往往乐意把它设想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使人民迅速摆脱奴役，一举获得自由的自动爆炸。对这种轻而易举和突如其来取得胜利的信念，没有人比拉法夷特表达得更确切了：“人民一旦想要自由，他们就是自由的了。”在大革命的前夜，马拉在他的《祖国献辞》中也展现了一幅同样的图景；在自由获得胜利的第2天，法国立即起了变化。同样的想法在卡米耶·德穆兰的《自由法国》里也有所表现。这种天真的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在《一切都会好》的歌中。尼韦尔内省的一份陈情书写道：“更晴朗的一天即将破晓。”然而，早在1789年夏，最明智的人就开始疑虑了。罗伯斯庇尔在给他朋友布依萨的一封信里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会自由吗？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而卢斯塔洛则更为悲观，他在《巴黎的革命》（第8期，1789年8月29日—9月5日）中写道：“我们曾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现在可以看到，并不因为革命符合理性的法则，它就成为一种独特的爆炸，并且立即建立起完美、永恒的制度。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通向乐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米拉波在他第19封《致委托人书》中写道：“迦太基丝毫没有被摧毁。”旧制度的抵抗不仅还存在，而且随着革命的进展变得更加剧烈。在最危急的时刻（物价上涨，人民骚动，尼尔温登失败，迪穆里埃背叛以及旺代叛乱），1793年3月26日让·邦·圣安德烈写信给巴雷尔：“现在经验证明，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或是将国家之舟驶进港口，或者与它同归于尽。”革命是突然的爆发还是漫长的过程？最有远见因而也最坚定的革命者力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他们认识到，一场革命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本身也会放射出新的光芒照耀着它的进程，并且向政治家，向那些至少会用眼睛观察的人，揭示出革命整体的各个方面。由此，对大革命进展的分析，从1789年到1793年，再到1796年在不断丰富。它从西埃耶斯发展到罗伯斯庇尔，再发展到巴贝夫。早在三级会议召开前，西埃耶斯在他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里，用阶级的语汇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与社会问题：第三等级同贵族的对立。“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必需的一切？他是一个强健有力的人，但却被捆住了手脚。假如废除特权等级，全民族不会因此有所损害，相反会得到加强。那么什么是第三等级呢？是一切。不过它还处在被束缚和被压迫的状态。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贵族等级并不进入社会组织。它的确成为民族的累赘，但是它不能成为民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最糟的国家中才会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一些孤立的个人，而且整整一个阶级不劳而获并引以为荣。他们坐享其成而不生产，吞噬着劳动果实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个阶级由于它的毫无作为而自处于整个民族之外。”他还更明确地指出：如果说僧侣属于“一种为公众服务的职业”，那么贵族只不过是“没有职务、毫无用处的阶级。贵族阶级成员仅靠享有属于他们个人的特权来生存……他们不属于真正的人民，单靠自己就不能生存。他们依赖于一个实际的国家，犹如依靠树汁为生的树瘤，消耗并吸干树汁”。用寄生阶级来形容贵族再合适不过了。对于西埃耶斯来说，除了废除贵族特权，摧毁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革命还能是什么呢？4年的政治与社会斗争使罗伯斯庇尔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作为最有远见的人，他始终牢记革命的总路线。早在1789年7月，他就揭露了贵族的阴谋。但是，革命实践使他渐渐意识到革命在政治、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必要性。政治方面的必要性：革命的成功要求摧毁旧秩序，必要时可以用非法和暴力的手段。1792年11月5日，为回答吉伦特党人卢韦的进攻，罗伯斯庇尔谈到8月10日起义和推翻国王，他问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逮捕不合法吗？难道需要拿着刑法来评价救国所必需的预防措施？……我们非法地砸烂了那些招摇撞骗，辱骂自由的御用文人的笔杆子，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解除了那些可疑公民的武装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指责我们在商讨救国大计的议会中把革命公认的敌人赶走吗？……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就像革命、国王下台、攻占巴士底狱一样非法，就像自由本身一样非法。”在正常时期，法律是捍卫人权和公民权的，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终止合法的保障会带来的危险，但他仍坦率地肯定革命暴力的必要性，“难道暴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道德方面的必要性：世上有一种革命的伦理。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6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原则》的报告。正因为使用革命暴力会引起一些过火行为，所以罗伯斯庇尔提出用美德、即公民道德来加以纠正。“这种美德不是别的，而是热爱祖国及其法律”。私人生活不规范，它就不能实现。在共和二年芽月26日（1794年4月15日）的报告里，圣茹斯特描绘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他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但他又明晓事理，勤俭节约，朴实真诚，是一切谎言、宽容和徇私行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革命者应该是一位善良、廉洁的英雄”。社会方面的必要性：共和二年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声称：“事物的力量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未曾预料到的结局。”所谓事物的力量，指的是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即保卫国家和保卫革命紧密相连的迫切需要。他更加明确指出：“请设想，假如国内关系（即社会关系）发展到与政府形式背道而驰的地步，一个帝国还能继续存在吗？”圣茹斯特在这里强调了必要的协调法则：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实行革命的变革。“将革命半途而废无异于自掘坟墓。”这一预见直到我们20世纪下半叶还在悲剧性地显示出来。热月的反动，通货膨胀与共和三年（1794—1795年）可怕的冬季里群众难以名状的苦难，牧月的人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得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巴贝夫的思想最终形成。他在《人民的保民官报》第34期（共和四年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里作了正确的解释。“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一场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是这场富人和穷人的战争不仅仅存在于战争爆发之时。“它是长期不断的，当政府使一些人攫取一切，使另一些—无所有时，战争就开始了……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它就激烈地展开，双方都用尽一切手段来取胜。”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在《人民的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表达得更加清楚。革命停顿了就要后—退。法国大革命不顾一切反对和障碍，直至热月9日一直是向前推进的，此后它就后退了。但愿人民在希望中觉醒。“但愿他们推翻所有这些古老和野蛮的制度，代之以合乎自然和永恒的正义的制度”。人民只有经过彻底的动荡才能解除苦难。有良知的人都会宣扬内战。“在内战中，以刽子手为一方，以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另一方，有什么内战比这更令人愤慨？……双方都能进行自卫的内战难道不是更好吗？”《宣言》以这个预言性的号召结束（哪一场革命没有预言？）：“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到了极点，它们不能再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荡才能改变！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让各种成分都打乱、交叉、互相冲突！让一切都回到混沌状态，一个崭新的、再生的世界将在这混沌状态中诞生！”因此，那些经历并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的话可以证明，革命是包含着动荡、变革、破坏和重建的相当长的过程。必须把旧制度根本摧毁，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世界。暴力通过阶级斗争产生历史。二、必然的革命
罗伯斯庇尔或巴贝夫都未能对革命过程的这种分析更加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一些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从大革命时期的巴纳夫到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米涅和基佐再到马克思，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不断深化。巴纳夫第一个对法国革命作出远远超过所谓特殊范例说法的解释，并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我们知道，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里对巴纳夫写于1791年底的《法国革命导论》是何等重视。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制宪议会规定它的议员不得重新当选，因此巴纳夫退出了政治生活。饶勒斯认为，巴纳夫是第一个“最明确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原因，也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法国大革命的经济理论的人”。工场巡视员罗兰在1785年写道，多菲内省的企业集中，门类多样，冶金和纺织业占重要地位，这使它成为王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巴纳夫在这个工业区长期生活过，因此得出看法，工业将导致掌握这种产业的阶级取得政权。他提出这样的原则：土地贵族为他们自己建立的制度妨碍并推迟新纪元的到来。但是，“久而久之，可以这样说，政治制度要接受地方的特性”，也就是说，它必然要适应特定地区新的经济条件。一旦工艺和贸易渗透到人民中去，并成了为劳动阶级服务的致富手段，一切政治规律方面的革命就在酝酿之中了。财富的再分配导致权力的再分配。如同拥有土地提高了贵族地位一样，工业增强了人民的权力。这些原则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表现是不难发现的，它既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局部的现象。“所有欧洲政治共同的发展规律在法国孕育了一场民主革命，并使它在18世纪末爆发。”饶勒斯这样评论道：“革命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对它所代表的经济和历史运动，具有非常现实和透彻的意识。” “巴纳夫对多菲内资产阶级的思想作了绝妙的分析和解释。他明确宣告工业资产阶级与诞生于暴力、拥有封建地产的地主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正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无法克服的冲突。因此，巴纳夫上升到历史普遍规律的高度。“如果孤立地，脱离我们周围环境和以前时代的历史来看这场震撼法国的大革命，就决不能对它得出正确的看法。为了判断其性质，剖析其真正的原因，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只有纵观自封建时代至今指引着欧洲各国政治的全部运动……才能明确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总原因。”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能够读到巴纳夫的著作。他的《导论》1843年才由他的同乡、德罗姆省的贝朗瑞出版。但是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投身反对极端反动派、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以历史作为政治武器。他们出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强调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性和历史必然性。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和米涅的同名著作分别出版于1823年和1824年。夏托布里昂在他的《历史研究集》里称他们为“宿命论学派”。他们两人确实都在法国大革命中及其后续各阶段里看到了既定原因合乎逻辑的发展。两人都认为恐怖是必要的坏事，因为没有它也就不能拯救国家了。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里贯穿了一种“必然力量”的思想，它推动着整个革命的进程，克服一切障碍直至最终达到目的。“尽管共和主义产生了无套裤汉思想，无套裤汉思想又产生了委员会制度以及后来的十头政治甚至三头政治，但它们只是自由思想，即大革命固有的思想持续发展的各个阶段。这种思想并不因此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革命还具有军事性质，由于它一直同欧洲不断进行斗争，因此它必须使自己强有力和稳固地确立起来”。……“雾月18日政变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它并不排除自由意志。人完全保持对其行为的责任。米涅在为《法兰西信使报》撰写的文章里，比他的《法国革命史》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的革命哲学。他深信，革命都有“共同的进程和某些不同的意外事件。对一场革命作出解释，也就解释了所有的革命……同样的现象是通过相同的规律反复出现的”（1822年5月25日）。革命表现出两种必然性：变革的必然性和暴力的必然性。这两条宿命论的基本原则贯穿了米涅的全部《法国革命史》。变革的必然性：变革是生存的本质所在，世上不存在不变的历史。革命都服从于一种合理性：“（革命）从来不是任性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区区小事而闹得天翻地覆。”暴力的必然性；暴力与革命是不可分开的，同社会阶级的冲突也是紧密相连的；分析暴力的发生，就是解释“革命的进程”。找出暴力的伦理，就是“使革命合法化”。在米涅看来，革命暴力是件坏事，但它是必要的坏事。然而他在追溯这件坏事的根源时，发现了它的合法性：“如果说革命在世界经济中是完全必要的，那么随之而来的灾难就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应该受谴责的是那些反抗这种必要性的人，而不是运用暴力的人……应该用血泪控诉那些武装起来压迫别人的人，而不是控诉为正义而战斗的人。”（1822年12月8日）在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824年出版）里，他所解释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阶级斗争。从历史的必然这层意义上看，革命不仅在发动阶段，而且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当一次变革势在必行、并且时机又已到来，那么什么都阻挡不了它，一切事物都会促使它成功。”1789—1791年的第一次革命是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是使法国制度同“新的利益和需要”（即资产阶级的）协调起来所必需的。1792—1794年的第二次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它是由国内外贵族反革命的抵抗挑起的，它服从于暴力的必需，是革命政府和恐怖的“可悲的必然”。“特权等级曾企图阻止革命，欧洲也曾试图使它屈服，而当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掌握最高主权，而外部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然而，尽管产生了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目的还是达到了：旧社会在革命中被摧毁，新社会在帝国时期建立起来。”基佐和梯也尔、米涅遵循同一路线。泰纳认为，基佐是“哲学派”和“思辨历史”最出色的历史学家。在《法国史论集》的第4篇（1823年出版）里，基佐强调政治制度是由“社会状况”、各不同阶级的关系和“人的状况”决定的，而归根结蒂，“人的状况”是由“土地的状况”决定的：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阶级关系，人的地位和国家的结构。1826年，基佐开始出版他的《英国革命史》。他说：“人们或是为之庆贺，或是感到惋惜，或是祝福它们，或是诅咒它们，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这些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这些人把革命同历史完全隔开……让它们单独承受咒骂或享受荣誉。现在是抛弃这些幼稚骗人的空话的时候了。”这两场革命都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之中：“（革命）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全都是在它们爆发前曾被千百次说过、希望过、做过或尝试过的。”在他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集》里，基佐早已强调“革命的原因总是比人们假设的更为普遍……事件比人们所知道的规模还要大。甚至那些仿佛是由偶然的、个人的、或某种外部特殊利益造成的事件，也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和另外的意义”。这些根源，主要应该从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中去寻找。1828—1830年间，基佐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文明史》。他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最后胜利看做法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人民大众和贵族之间，资产阶级慢慢地确立起新社会的框架，并且使新社会的思想逐步明确。1789年革命则是对这个新社会的确认。“人人都知道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在法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它是法国文明最积极、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归根结蒂，是它决定了法国文明的方向和特性。从社会的观点以及从它同我国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阶级逐渐扩大，其地位不断提高。它首先是有力地改变了、然后是战胜了、最后则是吸收或几乎吸收了其他所有阶级。”（第46讲）对社会冲突进行的精确分析，使基佐能理解法国革命与上一世纪英国革命不同的特点。“上层阶级盲目的争斗使建立自由政府的尝试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与贵族不是团结起来抵抗专制主义，或建立和实行自由体制，它们各自为政，势不两立，热衷于互相排斥。一个阶级拒绝实行任何平等；另一个阶级则反对任何优势。”（1857年版的前言）整个这段话都是需要引述的。基佐最后总结道：“贵族和资产阶级未能一致行动以便共同获得自由和强大起来，他们使自己连同法国一起陷入了革命。”因此，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已经明确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信中的这段话：“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基佐，还有奥古斯坦·蒂埃里。他在1854年7月25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称奥古斯坦·蒂埃里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 ‘阶级斗争’之父”。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何等重视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是如何对国民公会感兴趣，以致曾一度想撰写这段历史。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想法有助于他的革命思想的一步步形成，并且最终纳入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阶级斗争的概念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使马克思开始探索那个有能力要求取得全面优势的“特殊阶级”的特点。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出版）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取得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阶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在这后面的几行话，很明显是引述西埃耶斯及其小册子里的话。那么，这个“一般障碍”是什么呢？答案就在《共产党宣言》中（1848年出版）。马克思在他一段著名的话里提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提请注意这句话后，他强调：在18世纪末，现存的生产关系、封建的所有制以及农业和手工工场的组织，都不再适应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并且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因此，阶级斗争只是社会经济组织内在矛盾的表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旧制度的社会特点之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固性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到了18世纪末，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激化了。这样，马克思主要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出发，得出了他认为的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对此作了解释，并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三、革命的道路
在简要回顾了这些历史编纂学概况后，我们大概可以确定革命的概念，并且由此来确定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特征。某些人滥用这个词，或者恣意抛弃这个概念，这都会造成贬低革命的意义或者故弄玄虚。滥用革命一词的例子有：人口革命、经济革命、精神革命、价格革命、饮食革命、性革命等等……抛弃这个概念的表现有：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强调改良或过渡而否定革命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我们首先要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这个词的奇特命运。这个词的原意是“回到原来的地点”。利特雷[5]给“革命”，所下的定义的第一个意思是：“一个星球回到它的出发点。”从柏拉图的《蒂梅欧篇》到维科的《周而复始论》，历史和人类运行的循环论同星球运行的这一定义并非没有相似之处：革命被认为是恢复时代进程中被中断的原来的秩序。博絮埃、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特尔都认为革命是神的旨意。启蒙哲学则认为革命是自然法则。曾经有过一种原始的秩序，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找回这个失去的天堂。革命斗争结束，即历史的结局将是天国的重建，或是在社会灾难降临之前的人国的重建。根据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对人权的无知、忘却或蔑视，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自然权利指先于任何社会早已存在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恢复这些权利将导致人类复兴和“人人幸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同旧秩序决裂，并从根本上把它彻底推翻，也就是柏拉图在《共和国》里所指的métabolé（即推翻、彻底改变）。为了使人类免遭不幸，苏格拉底要求推翻作为希腊公民秩序基础的三大堡垒：财产、家庭和民政与司法的官衙地位，即国家机器。按照同样的准则，在大革命开始后不到一年，米拉波曾秘密写信给国王：“请比较一下新秩序和旧制度……除了没有高等法院、自治税区、僧侣、特权和贵族等级外，其他不都是一样吗？”而托克维尔评论道：“由于法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更换一个旧政府，而是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它不得不同时向一切已确立的权力进攻，撕毁所有已被确认的势力，清除各种传统，革新习俗，并在某种程度上把长期形成的、基于崇敬和顺从的一切思想从人们头脑里清除出去。”真正的革命不仅要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破坏社会组织以及指导这个社会组织的各项原则。然而，同历史和革命的循环观念相反，革命决裂的概念认为，在革命前已经存在某种结构、某种形式，而革命后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它同旧秩序有着本质的区别。破是为了立。但是以前已经消失的东西还能再恢复吗？卢梭的两篇论文就是探讨这一前景的。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设想了一种原始、纯洁的社会状况，由于爱财和追求奢侈所造成的变动这种状况被扰乱了。但是卢梭非常注意历史进程的矛盾性：“人们不久就看到奴役和苦难在萌芽，并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2部分）因此，循环后的合拢只是表面的。这里是“结束了循环并与原出发点重合的终极点”。但是，从目前的法则回归到弱肉强食的法则实际上是引回一种新的自然状态，它不同于我们最初的那一种自然状态”。卢梭撰写的《社会契约论》正是为了更确切地阐明这种新的状态。因此，破是为了再立。归根结蒂，革命并不是要回到什么神秘的黄金时代，而是朝着更合理、更公正的未来迈进。从1789年到共和二年，革命的含义正是这样演变的。这个词从意味着1789年事件所引起的动荡和决裂，不久就变为相反的意思：革命是一种激烈的行动，然而它是有节制的；革命是一种果敢的行为，然而它是有条不紊的。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革命政府组织法的内容和名称也表明了这一点。霜月11日，丹东曾竭力强调：“如果说人们要用长矛来推翻旧制度，那么，他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的罗经来建立和巩固宪法的大厦。”这是什么样的大厦？它将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这里，人们需要最精确地说明“革命”这个词的含义，而所谓的政治科学词汇往往会造成混乱。只有社会的革命才是革命，政变决不是革命。在这方面，把19世纪的《利特雷词典》同20世纪的《罗贝尔词典》进行一番比较很能表明革命一词的定义不断精确的发展过程。在《利特雷词典》里，革命的定义为：“一个国家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和激烈的改变。《罗贝尔词典》的定义是：“社会与道德秩序”的突然和激烈的改变。在革命过程中，包括恐怖和内战在内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摧毁了旧的社会关系。革命阶级通过专政强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社会关系终于同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协调起来了。因此，革命就是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彻底变革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革命涉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后一种变革是由于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所引起的。生产力水平越高，革命阶级的觉悟越高，团结越紧密，能量越大，革命也就完成得越彻底。法国大革命正是如此。革命不能由上面强加。如果说改良可以由上面施行，那么革命则必然是由下面发动的。改良并不动摇社会的基础结构，相反，它是为了保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长久利益。改良在现存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其目的在于加强这个社会。改良不等于革命在时间上的拉长，它和革命的区别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内容。改良还是革命？这不是选择一条通向同样结局的较快或较慢的道路的问题，而是明确一个目标的问题，即或者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对旧社会进行表面的改动。从杜尔哥到洛梅尼·德·布里耶纳的改良运动都不主张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而是主张改良旧秩序。它力图减少弊端，而不是消灭特权和封建制度。只有革命才消灭特权和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1830年最终稳坐江山，乃是因为革命，而不是改良。革命保障了社会从过时的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通向未来的阶段。这为资产阶级占有这个国家创造了条件。革命在长达1个世纪以上的过渡时期中也不会减弱。某些人认为，过渡也和革命本身的剧烈阶段一样构成一个过程。它标志着两种对立的生产方式之间进行决战的必然性。米歇尔·格勒农和雷吉纳·罗班这样写道：“过渡问题的提出远不是抹杀资产阶级革命在通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战略地位。相反，它恢复了资产阶级在过渡阶段的关键性政治时期所处的中心地位。这个政治时期使政治与法律得以调整，实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建立所有足以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的形态。”这样一来，革命“现象”只是德尼·里谢称之为新生资本主义“缓慢、然而是革命的转变”的一种表现或一种波折，是拉开通向上层建筑的最后一道门闩，是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最后清扫。实际上，单独地提出过渡问题，甚至把它同革命和革命必然性的问题对立起来，就是用否定革命的决定性和必要性的办法来讨论革命的问题。如果认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打开了通向上层建筑的门闩，或只是改善了上层建筑业已形成的适应性，这就是把大革命的作用与督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各种机构的改组相提并论，将它贬低为对社会进行简单的修整了。持过渡论者与持改良论者的思想前提相似得出奇。因为，正像托克维尔所问的，假如1789年时只有“上层建筑和社会”的门闩需要打开，只有资本主义的平衡需搞得“更好些”，那么，何必有“这场离奇和可怕的革命”呢？“在摧毁各项政治体制后，革命又废除了各项民事体制；在改变法律之后，它又改变了风俗、习惯，甚至语言；在破坏了政府机构之后，它又动摇了社会基础，而且最后仿佛还要向上帝本身开战”。正如托克维尔所强调的，假如只是对“政治与法律进行调整”，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这场可怕的动乱”，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空前强大的威力”？“这威力冲破各帝国的壁垒，砸碎所有王冠，蹂躏其他民族，同时又奇怪地赢得它们支持自己的事业”。本文选编自《法国大革命史》，注释从略。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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